焦点速读：学者观点 | 傅永军：从轴心时代到诸子时代

人类不仅能创造自身的历史，还能够对自身的历史展开理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就是一个人类用于理解历史，并通过理解历史而达于自我理解的重要概念。

轴心时代概念将分散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纳入到普遍的世界历史尺度下加以理解，以线性时间观为基础，对已经处于文化自觉阶段的人类文明的精神表达系统进行了要义概括，描述出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之人类文明的不同类型。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相比较黑格尔以西方为中心思考普遍的人类历史，把中国、印度看作是人类精神从低级到高级递进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同一序列的不同发展阶段之做法，轴心时代概念显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不仅仅表现在它实质性地消解了以“西方中心论”为视域解释普遍的世界历史这样一种片面的观点，将不同于西方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放在一个时-空共存维度中展开思考，世界历史成为一种文明多元并存、内外在因素交互影响并朝向未来谋划发展的共同框架；还表现在它突出了精神因素在文明塑造与保持上的重要性，将进入世界历史的诸轴心文明的类型与塑造它们的精神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回溯进入世界历史的诸轴心文明在自身精神系统中爆发的“超越的突破”（帕森斯将其称之为“哲学突破”），揭示出发生在诸轴心文明精神样态内部的断裂性巨变——由原始神话思维跃迁至哲学的理性化思维，各自形成特殊的文化传统。

这些新诞生的文化传统区别于前轴心时代的神话叙事和自然承受的自明性真理，是一种基于哲学反思形成的自觉意识，它完成了宗教的伦理化与生活的精神化，最终成就诸轴心文明立基于其上的价值体系与信仰系统。这些价值体系与信仰系统，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推动力量与核心内容，一方面融化、吸收、湮没了前轴心时代持续了几千年的“古代高度文化”，开启了人类主宰自身命运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塑造了普遍历史观念下人类文明的精神根柢，既为世界历史框架下人类主流文明形态定型，亦为定型后的人类文明诸形态提供持续存在的文化基源与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轴心时代是一种融合了哲学史的思想创构与世界史的经验描述的思想范式，雅斯贝尔斯使用它不仅是要描述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所经历的经验进程，更是通过将人类的现实活动和生存经验解释为人类思想自身的演进，为人类反思性审视自身的历史发展提供可能，进而将分散隔绝的人类放置在共同的世界历史框架中揭示人之存在的秘密。人类由此超越有限性，迈向普遍性，在普遍的整体存在意识中，人类有能力将自身与整个世界进行内在的对比，奠定人的精神本质以及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基础，成为引领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酵素，是轴心文明能够持续存在与不断发展的源头活水。已经实现轴心突破的文明或许会在后续延展中遭遇困厄、曲折甚至中断，但经由哲学突破所形成的文化基源总能让轴心文明在自身的精神家园中找到复兴的种子，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样，完成轴心突破的文明之每一次飞跃或螺旋式上升发展，都必然要回溯到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对开端的回归，预示着轴心民族的精神回到了久违但却无比熟悉亲切的家乡，从那里它们汲取到前进的力量，找到重建的方向。文明的每一次复兴或者跃进都是轴心民族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一件必然发生的事件。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实现轴心突破的文明——中国、印度和西方，当它们遭遇到困顿而意欲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进行自我疗伤时，它们的家园何在？又有什么样的样貌？我们就会蓦然发现，轴心时代概念并没有为它们指出返回家园的方向，更没有为它们描绘出家园的模样。作为一种以概念方式解释经验事实、建构历史时代的思想范型，一种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分析诸起源性文明之形态差异性构造的理想型“哲学范式”，轴心时代概念能够解释不同文明类型在思想观念上的抽象的相似性，但诸轴心文明在思想观念乃至于精神气质上的具体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文明类型在现实表征上的区别则被遮蔽在贫乏的一般描述之中。

换言之，轴心时代概念只能揭示出诸轴心文明所建构的文明生存方式赖以存身的价值观念的普遍性规定，至于诸轴心民族从其本真存在中阐扬出来的价值观念的实质性丰富内涵则被付之阙如。完成轴心突破、进入世界历史的轴心文明并不能从轴心时代概念那里得到对自身的完整理解，更不能借助这个概念对自身进行意义指向明确的反思并基于反思向着未来筹划自身发展。这就为敞开“诸子时代”概念的意义打开了思想之门。

按照汉语学界的通常理解，诸子时代即为中华文明实现超越的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它上承经殷周之变而形成的“尊礼敬德”文化遗风，诀别商人“尊神事鬼”的巫觋传统，涵养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建立礼乐规范，构筑文明秩序之文化自觉；下启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子、孟子将仁义礼智内化于心的思想路径，形成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伦理自觉意识，引中华文化向着人间此世与现实实践方向发展，在完成中华文明的人文转向同时，亦同步培植了几千年绵延不绝之中华文明的主流文化根脉，决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文明特色。诸子时代这个概念的意义也应着眼于此去理解，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归结为如下二点：

第一，通常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上端始自西周初年，下端终止于秦朝的建立，其中最为辉煌的阶段就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在那个时期，诸子（管子、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横空出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百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群雄逐鹿，朝思夕计，昧旦丕显。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之基本文化精神就是在诸子百家的思想交锋中逐渐形成的。可以说，诸子（以孔孟为代表）不仅成功地接引西周文化中的“德”“礼”进入百家主流思想（儒家）之中，而且创造性地把外在的礼法制度内化于人心，形成了一套自觉的伦理意识。

不仅如此，海桑陵谷，移易迁变，经由诸子的思想努力，最能体现中华文化核心要义的典册文献形成，绵绵不绝的中华文脉植根在兹。美国哲学家怀特海说，整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为柏拉图哲学作注脚。我们同样可以说，传统的中国思想史就是给先秦诸子作注脚，尤其是给孔子或者儒家思想作注脚。就此而言，毫不夸张地说，诸子时代是这样一种概念，通过它，人们不仅能够从文明源初发生意义上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文化基因，也能够理解中国如此大的文明体自完成轴心突破之后何以有着绵延至今而不中断的文化发展大系，成为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且又能够保持自身文明连续性的文明类型。

一言以蔽之，诸子时代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完成了对上古文明的哲学突破，还在于它以柔性的文化基因保持住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成就了中华文明在主题与话语变迁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就此而言，理解诸子，解释百家，就是理解和解释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五千年的深层密码。

第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区分了两类民族：没有参与轴心时代展开、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停止不变的“自然民族”和参与轴心时代展开、完成精神文化系统蝶变的轴心民族（雅斯贝尔斯称之为“历史民族”）。然而，轴心时代概念只是提供了一个让轴心民族能够进行历史性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各轴心民族超越的哲学突破的不同、经由超越的哲学突破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与信仰系统的区别，以及因为这种种不同与区别所造成的文明秩序建构上的诉求差异，均不能在轴心时代概念中找到答案。这意味着，单纯从轴心时代概念出发，人们只能获得关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抽象观念，但它们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作为轴心文明内核的文化密码的差异则被遮蔽在幽暗之中。

要想解密这些文化密码，必须放弃轴心时代概念，转而求助于诸子时代概念。只有诸子时代概念才能将置于轴心时代共同框架之下的中华文明的自我理解带入实质内容解码层面。诸子时代概念关注中华文化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关注诸轴心文明文化内核上的差异性。我们完全可以在轴心时代这个共同解释框架下，将中华文明的轴心突破纳入诸子时代概念之下加以专门诠释，通过发现为中华文明奠基的文化-精神表达系统的独特性，将它与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以及印度文明区分开来。

大体上说，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超越性哲学突破指向秩序建构，形成的是以伦理秩序的筹划为核心的礼乐文明。相比较而言，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哲学突破指向对存在秩序的探究，形成的是以对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根据进行追问的探源性文明，而印度文明的哲学突破则是神圣超越式的，形成的是一种借助宗教反思意识而完成的彼岸拯救式生存秩序。在比较视域中，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其文化内核的特色以及它对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实践性哲学把握豁然敞开，这使得我们既能够接轨轴心时代概念，发现进入世界历史的轴心文明在文明原初发生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又能够立足诸子时代概念，发现诸轴心文明之间展开对话交流的空间，将一种可比较和可交流的因素注入轴心时代所形成的源初文明之中，从文明的原发状态展开交流对话，进而展望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诸子时代概念，一如轴心时代概念，可被用于观照文明的缘起、存在与发展，在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中敞开自身能够作为共同框架概念的高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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